国际贸易的驱动是导致野生动植物资源过度开发的主要原因之一^[1]。《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旨在确保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免受国际贸易的威胁^[2]，是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最有力的国际公约之一^[3] 。CITES于1975年1月生效，将全世界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分为3个级别，以附录（https://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hp）的形式列入。列在附录Ⅰ中的物种在一般情况下禁止国际性商业贸易，只在科研、展览等特殊情况下才可进行贸易；附录Ⅱ中的物种虽还未面临灭绝危险，但仍需对其贸易严加管理，以防步入濒危的境地，或是与需管制的物种相似，执法人员难以识别；附录Ⅲ中的物种为有一个（或以上）缔约方提出要求其他缔约方予以协助控制贸易的物种。

药用植物是指可用于香料、化妆品、装饰、营养学以及医疗方面的植物及芳香族植物的统称（https://cites.org/eng/node/134802），而濒危药用植物是指列入《中国药用植物红皮书》^[4]的物种。全世界使用的药用植物物种数量约5~7万种，由于过度采伐、气候变化、非法国际贸易和栖息地丧失等原因，预估有15 000种药用植物已遭受威胁^[5]。因此，合法贸易和可持续开发是确保药用植物可持续利用的关键^[6]。本文将列入CITES附录的药用植物称为“附录药用植物”。附录药用植物是CITES中除木材产品外拥有最大贸易量的类别^[7]，截至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附录药用植物有38科，250属，1 042种，其中附录Ⅰ有23种，附录Ⅱ有973种，附录Ⅲ列入5种（http://plant-conservation.com/cites-plant-figures）。中国是世界药用植物的主要供应国之一^[8]，但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对CITES濒危药用植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单个物种上^[9]，对药用植物这一类群的定量分析较少。本文通过探究中国濒危药用植物的贸易时空格局，旨在为药用植物的贸易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附录药用植物的贸易数据来自CITES贸易数据库（https://trade.cites.org/）。该数据库是野生动植物合法贸易数据的主要储存库^[10]，其数据由《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各缔约方（目前有183个缔约方）编写的年度报告汇总生成。截至2022年，数据库包含了1975-2021年间CITES管制的3.5万余个物种中2.8万多个物种的2.5亿多条贸易记录，该数据库已被证明对探究野生动植物合法贸易模式很有价值（https://cites.org/eng/news/cites_trade_database_surpasses_25_million_trade_transaction_records）。

1.2   数据采集及提取

本文提取了中国加入CITES以来（1981-2021年）附录药用植物的出口贸易记录，CITES数据库中的每一条贸易记录都详细说明了该物种的科、属、种，以及进口国、出口国、再出口国、贸易量、贸易单位、目的（贸易用途、科研用途等）、贸易来源（野生来源、人工培植等）、贸易年份、附录等级。

数据提取过程中，将贸易出口地依次设置为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将CITES所列药用植物名录物种依次录入，只保留贸易来源代码为“A”、“D”、“W”的贸易记录，其中“A”、“D”均视为人工培植来源；“W”视为野生来源（表1），其他来源代码，如 “O”表示该物种系公约（1975年）前获得，故将贸易来源代码为“U”、“I”、 “O”、“X”、“Y”的贸易记录排除在外。同时，只保留目的代码为“T”的贸易记录，这是由于其他目的代码的用途并非贸易，如目的代码“S”表示该物种的用途为科研，“Z”表示该物种被用于动物园养殖繁育等。故目的代码为“B”、“E”、“S”、“Q”、“Z”、“M”、“N”、“G”、“H”、“L”的贸易记录被排除在外^[11]。

表  1  CITES贸易来源代码的注释

Table  1.  Notes on CITES trade source code

贸易来源 Source of trade	贸易来源代码 Trade source code	代码定义 Code definition
野外生长	W	野外生长的植株
人工培植	A	人工培植的植株
	D	附录Ⅰ中人工培植的植株
被删除的代码	U	来源未知
	I	没收或查获的标本
	O	公约前所获标本
	Y	符合第11.11号决议（Cop18修订版）“辅助生产”定义的标本
	X	在不受任何国家管辖的海洋区域中采集的标本
注：关于此表的详细情况可参考网站（https://cites.org/eng/node/131004）。
Note: Details can be found online (https://cites.org/eng/node/1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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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记录中存在多种标本类型（粉末、木片、木制品等）和贸易单位（瓶、盒等），为了便于统计，通过查询海关年鉴中的贸易记录，将箱、盒、瓶等单位统一为千克（http://stats.customs.gov.cn/）；按照CITES秘书处要求的标准统一药用植物的标本类型（https://tradeview.cites.org/en/methods）。

贸易记录中还存在进口国报告的贸易量与出口国报告的贸易量不一致的情况，当二者不一致时，选择使用出口国报告的贸易量^[12]。再出口贸易记录会涉及多个国家，为了避免贸易记录的重复和贸易量的重复计算，所有的再出口贸易记录均被删除^[13]。有些物种在当年没有贸易记录，但当年这些物种还处于附录中，对于这些物种，将其贸易量视为零^[13]。

1.3   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R语言ggplot2包，描述各时期中国出口药用植物的种类、贸易量、贸易比例，统计研究期间中国药用植物贸易的主要种类和主要贸易国，并将1981-2021年间物种贸易数量、贸易目的国随时间的变化以及不同来源（野生、人工）贸易量随时间的变化进行可视化处理。

为深入了解附录药用植物在中国的出口贸易格局，探究CITES对药用植物的贸易量、野生来源贸易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的程度，本研究使用R语言 Corrplot包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法拟合年份与贸易量、野生来源贸易比例之间的相关关系和相关程度，并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可视化。

Pearson相关系数是一种线性相关系数，反映了两个变量的线性相关程度，被广泛应用于时空格局的探究^[14-17]。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定量分析药用植物出口贸易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ov(x,y)$为总体变量x和y的协方差，${{\sigma }}_{x}$、${{\sigma }}_{y}$分别为对应的标准差，x为年份，y为贸易量、野生贸易来源比例或野生贸易量。

2.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完成数据提取后得到了两个数据库：一份标本类型为活体植株的数据库，包括253种药用植物，3 861条贸易记录；一份标本类型为植物衍生物（根、衍生物、提取物、粉状物、药物），单位为千克的数据库，包括50种药用植物，1 721条贸易记录。

2.1   中国附录药用植物出口贸易的时间格局

2.1.1   野生来源贸易比例与时间的关系

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在对年份（Y）与贸易量（T）、野生贸易来源比例（WR）、野生来源贸易量（W）进行拟合后，发现只有两个变量与时间呈显著相关（表2），其中活体植株的野生来源贸易比例与时间呈显著负相关（P=0.0025，r=−0.958），植物衍生物的野生来源贸易比例也与时间呈显著负相关（P=0.05，r=−0.8），这说明自中国加入CITES以来，附录药用植物在中国的出口贸易占比由野生来源为主，迅速转变为人工来源为主，且活体植株的贸易来源转变速率比植物衍生物更快（图1）。活体植株及植物衍生物的贸易量与时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加入CITES的时长并非影响贸易量的主要因素。

表  2  活体植株/植物衍生物年份与贸易量、贸易占比的相关分析表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ive plant/plant derivative year with trade volume and share

贸易变量 Trade variable	显著性 Sig.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贸易变量 Trade variable	显著性 Sig.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Y1/T1	0.437	−0.395	Y2/T2	0.772	−0.152
Y1/WR1	0.003**	−0.958	Y2/WR2	0.050*	−0.800
Y1/W1	0.490	−0.354	Y2/W2	0.639	−0.245
注：下标1表示活体植株，下标2表示植物衍生物；Y：年份；WR：野生贸易占比；W：野生贸易量。* 表示 0.05 级别相关性显著；** 表示0.01级别相关性显著。
Notes: Subscript 1 indicates live plant, subscript 2 indicates plant derivative; Y: year; WR: Share of wild trade; W: Wild trade volume. *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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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物衍生物（A）、活体植株（B）的物种贸易量和野生贸易占比与年份的相关系数

下标1表示活体植株，下标2表示植物衍生物；Y：年份；WR：野生贸易占比；W：野生贸易量。

Figur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graph showing changes in trade volume and proportion of wild trade of plant derivatives (A) and live plant specimens (B) with respect to year

Subscript 1 indicates live plant, subscript 2 indicates plant derivative; Y: Year; WR: Share of wild trade; W: Wild trade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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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附录药用植物种类的贸易趋势

统计结果显示，1981-2021年中国出口过附录药用植物中的257种，占附录药用植物的24.6%。在对活体植株和植物衍生物两种标本类型进行分类探讨时发现，我国出口的附录药用植物数量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在我国出口的253种活体植株中，建兰（Cymbidium ensifolium (L.) Sw.）、纹瓣兰（Cymbidium aloifolium (L.) Sw.）、苏铁（Cycas relvoluta Thunb）、美丽蝴蝶兰（Phalaenopsis amabilis (L.) Blume）和春兰（Cymbidium goeringii Rchb. f.）是自1990年以来每年都会出口，且出口量最大的5个物种。其中，建兰在1981-2021年出口7 041万株，占总贸易量的41%；苏铁出口2 162万株，纹瓣兰出口2 773万株，美丽蝴蝶兰出口1 525 万株，春兰出口1 133 万株， 5个物种的贸易量均在千万数量级（表3）。在50种植物衍生物中，部分物种是我国出口量较大且常年出口的。如天麻（Gastrodia elata Blume）和西洋参（Panax quinquefolius L.）自1991年起每年均有贸易记录，天麻的贸易量累计达290万千克，西洋参的贸易量累计达193万千克，这两个物种的贸易量占我国植物衍生物出口总量的45.3%（表3）。从出口走势来看，我国出口附录药用植物的活体植株的贸易种类波动较大，而植物衍生物呈现种类增多、数量趋于平稳的趋势（图2、图3）。

表  3  两种标本类型贸易量排前9的药用植物

Table  3.  Top nine herbal plants traded based on specimen type

物种名（植物衍生物） Species (plant derivative)	贸易量 Trade volume / kg	物种名（活体植株） Species (living plant)	贸易量 Trade volume / strain
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ume	2 907 157	建兰 Cymbidium ensifolium (L.) Sw.	70 409 335
西洋参 Panax quinquefolius L.	1 930 077	纹瓣兰 Cymbidium aloifolium (L.) Sw.	27 736 984
木立芦荟 Aloe arborescens Mill.	498 926	苏铁 Cycas relvoluta Thunb	21 622 320
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tz (L.) J. Sm.	356 764	美丽蝴蝶兰 Phalaenopsis amabilis (L.) Blume	15 250 931
好望角芦荟 Aloe ferox Mill.	313 350	春兰 Cymbidium goeringii (Rchb. f.) Rchb. F.	11 333 112
桃儿七 Sinopodophyllum hexandrum (Royle) Ying	286 804	神代柱 Cereus hildmannianus K. Schum.	4 962 851
东北红豆杉 Taxus cuspidata Siebold & Zucc.	109 829	仙人柱属 Cereus	3 572 023
西藏红豆杉 Taxus wallichiana Zucc.	73 168	石斛属 Dendrobium	3 048 557
石斛 Dendrobium nobile Lindl.	68 082	一柱香 Cylindropuntia leptocaulis (DC.) F. M. Knuth	2 317 910
其他物种（41）	292 126	其他物种（244）	11 423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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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药用植物出口种类变化趋势（植物衍生物）

Figure  2.  Export trends of medicinal plant species (plant deri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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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药用植物出口种类变化趋势（活体植株）

Figure  3.  Export trends of medicinal plant species (liv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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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附录药用植物贸易量的变化趋势

1981-2021年，中国出口附录药用植物活体植株总贸易量约1.7亿株，植物衍生物贸易量约1 065万千克；平均每年活体植株贸易量约58万株；平均每年植物产品贸易量约6 960千克。从1981年我国出口活体植株51株，到2021年出口活体植株约400万株、植物衍生物约16万千克，总体来说我国附录药用植物的出口贸易量波动幅度较大（图4、图5）。

图  4  活体植株贸易量随年份变化

Figure  4.  Trade volume of live plant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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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植物衍生物贸易量随年份变化

Figure  5.  Trade volume of plant derivatives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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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年份药用植物贸易目的国的数量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number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for medicinal plant trade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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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91年，我国活体植株的出口贸易量持续增长，由1981年的51株增加到1991年的约109万株，且出口贸易来源以野生为主。植物衍生物的出口贸易同样以野生来源为主，但1981-1987年少有植物衍生物出口（在1981-1987年仅出口约2万千克，占总贸易量的0.2%）。1992-2001年，我国活体植株贸易量呈周期性的波动趋势，同时，自1993年起，活体植株的贸易来源转变为以人工来源为主（1992、1993年活体植物的野生来源占比分别为94%、28%）。植物衍生物的出口贸易量波动很大，在2001年达到历史峰值，约55.5万千克，但在1997年仅出口5 851千克。2002-2011年，我国活体植物的出口贸易量呈增长趋势，在2010年达到约1 620万株；但植物衍生物的出口贸易量较为稳定。在2012-2021年，我国活体植株的出口贸易趋势不稳定，2018年达到历史峰值，约2 135万株，而在2013、2019年仅分别出口约240、246.6万株。

2.2   附录药用植物的空间格局

2.2.1   贸易目的国的数量变化趋势

统计结果表明，1981-2021年，我国共向106个国家出口药用植物。通过分析1981、1999、2010、2021年4个时间节点的附录药用植物出口数据，发现1981年我国仅向英国出口活体植株51株；1999年我国增加至向16个国家出口活体植株约88.5万株、植物衍生物约19.7万千克；2010年我国增加至向43个国家出口活体植株约1 600万株、植物衍生物约20.7万千克；2021年则向44个国家出口活体植株约402万株，植物衍生物约16.3万千克（图4~图6）。1981-2021年间，我国附录药用植物出口国家的数量明显增多，出口到各国的贸易量呈阶段性分布。

2.2.2   贸易目的国的区域分布态势

每一条贸易记录都代表着一次完整的运输记录，例如，出口国为CH、进口国为JP、贸易量为14 700、贸易物种为美丽蝴蝶兰、标本类型为活体植株（LIVE），这代表着本次贸易中有数量为14 700株的美丽蝴蝶兰从中国出口到日本。

本研究结果显示，日本、美国、韩国是我国药用植物出口最多的3个国家，且日本是我国药用植物的最大出口国，贸易记录远超其他国家。从贸易记录上看，我国主要向日本出口马来西亚沉香（Aquilaria malaccensis Lam.）、天麻、春兰等物种；向美国主要出口西洋参、天麻、金毛狗（Cibotium barometz (L.) J. Sm.）等物种；向韩国主要出口天麻、建兰、春兰等物种（图7）。日本、美国、韩国是我国的主要贸易目的国，且有逐渐向这些地区周边扩散的贸易趋势。总体来说，我国附录药用植物的出口呈现出口国家日益多元化的趋势。

图  7  出口贸易记录分布图

Figure  7.  Distribution map of export trade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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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90年，我国共向6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出口药用植物，期间日本和德国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国，其中，向日本出口春兰23万株、天麻1.4万千克，向德国主要出口苏铁51万株。1991-2000年，我国共向29个国家出口药用植物，日本、美国、德国是该阶段的主要贸易目的国，其中，向日本主要出口美丽蝴蝶兰283万株、天麻9万千克，向美国主要出口西洋参51万千克、美丽蝴蝶兰8.5万株，向德国主要出口苏铁68万株。2001-2010年，我国向71个国家出口药用植物，日本、韩国、美国是主要贸易目的国，向日本主要出口美丽蝴蝶兰130万株、西洋参9 272千克，向韩国主要出口春兰335万株、天麻63万千克，向美国主要出口苏铁175万株、西洋参79万千克。2011-2021年，我国共向82个国家出口药用植物，日本、韩国、美国仍然是主要贸易目的国。其中，向日本主要出口一柱香（Cylindropuntia leptocaulis (DC.)）221万株、天麻15.8万千克，向韩国主要出口天麻98万千克、建兰4 838万株，向美国主要出口神代柱（Cereus hildmannianus K. Schum.）338.7万株、西洋参84万千克。

在1981-2021这40年间，日本一直都是我国药用植物的最大贸易国，且每个年代日本进口的药用植物种类都有着较大的变化。韩国在后20年间超越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目的国；而西洋参一直都是美国最主要的进口药用植物。值得注意的是， 2011-2021年间，日本大量进口了一柱香，美国则大量进口了神代柱。

3.   讨论

3.1   附录药用植物野生来源贸易比例的下降因素

对附录药用植物的年份分别与野生来源贸易比例、野生来源贸易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药用植物的野生来源数量在总贸易量上的占比显著降低，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1）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无法满足人们的长期需求，但人工繁殖可以提供稳定的药用植物供给^[18]。同时，人工繁殖的药用植物可能产生更高质量的产品，如，在人工繁殖过程中可挑选性状优良的母株做无性繁殖，以将这种优良性状传递下去^[19]。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利用野生种群资源是不可取的，这也可能导致了贸易来源的转变^[20]。

（2）CITES通过将野生来源产品和人工繁殖产品进行分类管制，可能也促进了国际贸易中野生来源药用植物数量的减少。CITES在允许野生来源商品贸易之前，会对该物种进行“非致危性判定”（NDF），NDF会考虑种群数量、贸易数量和物种的生境水平，从而确定该物种是否可以进行贸易。中国药用植物出口来源的显著变化，说明CITES的物种来源分类管制政策在中国的执行是比较成功的。

（3）Cruz-García等^[21]分析了墨西哥兰花的贸易数据，发现人工培育植株的繁盛可以有效减少市场对野生植株的需求，从而达到保护野生兰花资源的目的。这也是导致我国野生来源药用植物比例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于植物衍生物来说，活体植株与时间的负相关程度更高，这可能与CITES中对植物产品的注释有关。附录注释是对物种进一步细化管理的措施之一^[22]，如注释#4 （https://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hp）豁免了人工培植苏铁科所有种的切花产品，人工培植仙人掌属（Opuntia）的茎、花、其他部分和衍生物，含有人工培植的白及（Bletilla striata (Thunb. ex Murray) Rchb. F.）、天麻、美丽蝴蝶兰的植物部位和衍生物的化妆制成品，以及好望角芦荟（Aloe ferox Mill.）和蜡大戟（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Zucc.）的制成品。出口贸易物种的丰富度和注释可能是导致活体植株与植物衍生物野生来源贸易比例下降速率不一致的关键原因，这也证明了CITES注释对濒危药用植物的贸易产生了影响。

（4）统计发现，不管是活体植株标本还是植物衍生物标本类型，其贸易主体都是头部的几个物种。因此，单个物种的贸易来源变化会对药用植物的整体贸易来源变化造成较大影响。如天麻在1991年以野生来源为主转变为以人工来源为主，而建兰、蝴蝶兰等物种自出现贸易记录以来就保持着以人工来源为主的贸易动态，这也是活体植株贸易来源比例下降迅速的原因。同样以少数物种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当将某一主要物种纳入管制后也会对整个药用植物类群的贸易来源产生影响。此外，日本、韩国、美国这3个国家的需求也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国药用植物的出口态势。其中日本尤为突出，在过去40年间，日本一直是我国的药用植物进口大国，且其需求量远高于其他国家，如，1981-2010年我国鲜有物种一柱香的出口，但在2011-2021年，由于日本对其的需求量剧增，使得该物种为我国出口最多的几个物种之一。同样，神代柱的出口量剧增也是因为美国对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因此，一柱香、神代柱可能是未来药用植物主要的贸易组成部分。

3.2   附录药用植物贸易量及贸易种类影响因素

关税、汇率^[23]、金融危机^[24]、国际关系^[25]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附录药用植物出口种类虽有波动，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一方面，我国部分药用植物的人工培育体系已经建立^[26]，使得这些药用植物的出口贸易被豁免；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等多种因素也会对附录药用植物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

3.3   附录药用植物空间格局的发展趋势

我国药用植物出口目的国的数量呈增长趋势，日本、韩国及美国是我国的主要贸易目的国。有证据表明，中国进口鸟类的丰富度与出口国家的养鸟文化呈正相关^[10]。相应地，国家文化可能也会对濒危药用植物的进口产生影响^[27]。日本、韩国在历史上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两个国家对中药的需求量也远大于其他国家。目前，我国的药用植物贸易目的国有逐渐向这些地区（日本、韩国等）周边扩散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日韩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的缘故。

3.4   对附录药用植物进行管制的建议

研究表明，CITES管制有助于规范当地的贸易市场^[28]。遵循CITES管制条例，并针对我国国情制定合理的贸易管理政策，将有助于野生濒危药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天麻、西洋参、建兰、纹瓣兰、苏铁、美丽蝴蝶兰、春兰等是我国出口贸易量最大的7个物种，在未来的贸易管理中需要对其进行重点监督，从物种原产地到经销商，再到贸易出口商的整条贸易链，都需要加强监管。从野生来源贸易比例来看，植物衍生物比活体植株的比例更高，说明野生来源的药用植物更多的是以衍生物的形式进行贸易，在对野生植株进行监管时，也需对植物衍生物加以关注。